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自序
20世纪初的中国，前有特定历史结构的束限，后有国家需求的赋加，正是身体在当时所遭遇的两重羁绊。
这本书的写作基本上是想要回答三个简单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身体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变化，才有现今的样子？这种身体的发展状态隐含了什么样的历史特定性与危险性？它能否被当成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身体模式来看待？
冲突性（ambivalent）的思虑：现代性的发展和输人（特别就中国而言），的确让身体经历了某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快乐”，让身体得以摆脱传统伦理与秩序的专断统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纪元。但是现代性和其所产生的认知框架已经变成一个类似库恩（Thomas S. Kuhn）所说的典范性思维，主导着身体的发展和价值评量。这种认知形势和其所包含的潜在危险，从20世纪初叶后就逐步在侵吞着中国人的身体。
第一章：身体与政治
为何是身体？
研究身体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具有以下三个意义。首先，以身体的生成来观看历史的演变，可以让我们对许多已经发生的史事或史实有一个不同的考察切入点，让原来以王朝、政治、经济或社会阶级等作为聚焦的分析，改为以身体作为考究的出发点。以一个历史的角度来思索身体的生成，也可以让我们对出现于1980年代后的各种身体议论，特别是有关身体的类型学分析，以及那种以西方身体发展为参考对象所形成的身体理论，有一个反省检视的机会。最后，研究身体在近代中国的生成也可以让我们对自身的存在有一个不算全新但却更深人的了解。
身体的存在并不始自清末民初时期。之所以选定清末民初作为身体研究的起点，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中国所面临的困顿局势，以及因此困顿而产生的许多改革措施，都和身体的打造或再造有着直接的关联。
身体的生成包括一个生物性的存有以及一个文化性的成分在内。作为一种生物和文化交融的产物，身体的发展一直受制于时间、空间和各种力量交加、互制的影响，其间并没有哪个力量永远超越和主宰其他力量的问题。
身体的生成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过程和结果，而是一个自发、天成、生物决定甚或个人意志反映的结果。
身体研究并不具有任何先验的标准可以作为探究的指引，或形成一个绝对正确的进路。本书以四个攸关身体生成的基本面向来检讨近代中国的身体发展趋向：身体的国家化和使命化开展，身体的法权化发展，身体的时间化走向，以及身体的空间化展演。为了适切显示这四个面向的确对近代中国的身体产生深远的影响，采取一种年鉴史学所谓的趋势（conjuncture）的视角，来检证这一系列的身体开展过程。这种为时三十到五十年的历史发展趋势，将较短暂的事件史更能提供我们一个观测身体发展的基础视野，同时也能超越偶发性（contingency）可能造成的判断失误。以1895年到1930年代的政治、社会发展作为主要的时间轴向，在必要的时候回溯到1860年代，来讨论身体的发展状况。在分析角度的抉选上，以宏观（macro）的方式来观察和分析身体在这四个面向上的发展，微观（micro）部分由于必须落实在个别身体及其行动的细部观察上，为了维持书中立论层次的一致，不在本书中议及这个部分。
身体的社会学思索
1、1980年前：戈夫曼（Goffman）和埃里亚斯（Elias）等、古典三大家；无深入讨论。
2、1980年代初期后，（1）女性主义对父权化社会和身体建构的批评与质疑，（2）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高涨和文化工业的极度发展，导致身体成为一个消费商品的战场，（3）福柯作品的问世——身体在社会学领域中的重要性与能见度获得大幅提升。
3、理论性的思维和建构。由特纳（Bryan S. Turner）领衔进行，使身体的类型学分析变成研究身体的主要开展形式。
我们可以看到身体正在经受一个内在和外在的约束与规制，或者说，一个理性与情欲、存有与工具性使用的争战。这些围绕在身体四周，随时企图使身体成为某种理念或建制管束对象的力量，是我们在观察身体生成时不能忽略的部分。它们的事实存在也是身体所以能够以一种建构论的方式来加以观察的基础所在。以一个较长的时程来观察，我们将发现，从古典三大家以下，这种思考脉络一直是社会学的主流，也是社会学所以能够以实证和历史的方式来考究社会与身体生成的主要原因。
而相对于这种将身体的生成归诸于社会与文化力量的行使，自然论者则比较倾向以生物差异的角度来评述身体的发展。
除了这种建构论与自然论的解释差异外，隐含在理性化发展过程中的身体计算和规训，也是我们在进行身体研究时必须特别留意的部分。不论是从国族建构的角度，或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理性计算的角度来思考，对身体进行一个工具性的计算和一个科层化的组织与动员，已经成为一个无可避免的历史趋势。虽然韦伯和福柯两人是从一种非常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身体的生成，前者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权力的集中性，后者强调历史的不连续性与权力的散落性，但在刻画身体所遭遇的理性计算和规训对待时，两者却有相似的深层感应。这种对身体发展的敏锐感受、人文关怀以及对现代性的质疑和保留，是我们在阅读韦伯与福柯作品时同样可以感受到的成分。
以福柯和韦伯的这份交集作为出发，以一种趋势的转变来观看身体在近代中国的发展。相同于福柯之处的是，不把精神或心灵，或一般熟知的国民性，当作是分析的焦点，而是将肉体的活动与心灵意志的开发同时当作对象来观测。旧有的身心二分法，或一种“以心驭身”的思想史看法，将不再适合于这种分析的开展。在研究的手法上，以宏观的社会学分析作为主要的切入角度。在身体生成的观察上，我将以历史的连续性，而不是福柯所着重的不连续性，作为思考和探讨身体发展的轴线。
近代中国的身体发展与身体研究
以一个较长的时程来观察，影响近代中国身体生成的一般性条件有三个：一个是客观的历史结构，一个是历史经验，最后一个是策略性的选择考量。
第二章：军国民、新民与公民的身体——身体的国家化生成
“模范生”的言说生产
试图标准化、国民化和公民化学生身体的作为，说明身体在近代中国已然变成一个非常政治性的场域，一个满是教化权力与知识交结介入的场域。
模范生的言说生产和它的制度规划，不能被视为是一种蒙书教养与功过格在民国时期的直接延续，即便它们都具有规训和教化身体的功能。这主要是因为模范生的言说隐含了一个过去所没有的国民与公民意识在其中。这种以现代民族国家作为基底，以西方公民教育作为学习榜样的训育发展，它的取向和以个人修身作为准则的蒙书教养与功过计算，有根本的差异。另外，它也没有功过格所据以发生的因果报应观念的存在，来作为自我规约的最终依据。
究竟中国是如何以及为何走上这条规训身体的道路？这个细密的规训形式和其所蕴含的言说论断，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变局有什么紧密的因果牵连？而这种牵连又对身体的教化性开展产生什么决定性影响？
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两个我们必须特别加以留意的历史形势。
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
在不否定传统思维中的确有着一份对“人”的刻意关注的前提下，在19世纪末叶的中国，在论述和非论述的场域中，还有一些重要的因素也影响着身体的历史性建构。
对康有为而言，中国现阶段需要努力的除了在国体与官制上作变革外，也需要对人民的身体进行一次再教化的工作。这种为了国权的兴亡与国体的打造而发动的身体改造运动，在戊戌前后散见于各个领域中。除客观危机的触发外，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895年后的流通于中国，并成为知识分子的信仰重心，也对这种身体的改造运动产生强烈的正当化作用。
军国民、新民与公民的思想牵演
以清末民初的这三个重要身体论述而言，我们可以清楚发现，儒家的思维模式在其间并不具有明显的单一决定作用。
军国民运动不但开启一场为时将近二十年的身体改造运动，同时也将“国家”这个概念塑造成为身体忠诚的惟一对象。
军国民思想之所以在中国成为一种权威化语言（authorized language），其实并不是一时的偶然。中国知识界对军国民思潮在西方和日本等国所造成的优势情势的向往，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描绘的景象的紧张，以及对中国身体本身的着意检讨，希望以一种雄美健壮的身体来取代现有孱弱的身体等，都是造成军国民思想所以成为一种支配性思想的原因。
以1902年之后的情势来看，军国民思潮的发展不但有逐渐走上制度化发展的趋向，深受学部和各省教育会的重视，同时也使得各式体能活动成为正式教育的科目之一。这个试图将学校设定成为尚武爱国的教化场所，与清末梁启超的教育为国家制造国民的工具的说法，实有着同样的逻辑思维。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这一系列的努力都有严重的派生性（derivative）成分存在。这种将国家前途和富强取径建立在德、日等国的成功经验上，宣扬中国一旦进行军国民教育，必定也能达到类似效果的想象，是这场运动所以能够蓬勃开展、深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
以军国民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而言，这两个活动都隐含了一个为国作育人才、以人才解决国难的顺序和目的存在。在这个动机的激涌下，它们都对人和人的身体与生活有一份高度的关切。
梁启超对新民说所以必要的阐述，以及对新民所应该具有的德行的勾画，都说明他试图以一种规范性话语来重新模塑中国人的身体与生活，以使国族的存亡获得一个根本的解决。以新民说的论述内容来看，梁启超所企图完成的事实上并不是一个个别身体的微观开发，而是一个站在国族竞存的立场上所进行的一次理想国民的整体塑造。这使得他的论调和传统儒家的“内圣外王”思考有着一份根本的歧异。
新民说还有一个企图将身体模塑成为一个深具生产性潜力的面向。试图将身体模造成为一个谨守分际，同时又具有一定忠诚性和生产能力的量能来源，是梁启超书写新民说的主要目的。
新民说、军国民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相似之处。
民间社团与知识分子：公民教育运动在1923-1929年的崛起于中国。除了运动形式的努力外，公民教育的推动还牵涉另外一个场域的经营与活动。这个我们一般以学校教育来命名的身体教化过程，对公民意识的培养、讨论与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较于青年会和教育会等社会团体的间歇性倡议与鼓动，学校教育提供一个十分制度化与常规化的场域，让身体在时间与空间都受到严格管制的情况下，经受一系列的模塑与调教。这个特质是一般社会运动或文化运动所无法具有的。
目的：“养成正当的公民态度、习惯和理想，学得公民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然而对于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却有三种做法：（1）以三权分立这种国家组织的形式，来进行学童的公民意识与公民生活训练。（2）以美国的自治委员制作为雏形，以形成的一种身体笝理方式。（3）年级自治会+学级联合会+巡察团。
随着中国政权在1928年的统一，以及“训政纲领”和“训政时期约法”的接连颁布，公民教育的活动空间已经渐次窄化，取而代之的是党治意味十分浓厚的训政教育方式。
三个轨迹：（1）直到1930年代以前，这一系列的改造活动都不是出自国家的主动，虽然这种改造的最终目的是要将个人和群体的身体与国家的命运做一联结。（2）制度化或格式化的规训措施在这一时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3）过去那些用来规约个人身体的圣王之理，已经被一些世俗的生活规则和一些攸关群体生活的权利与义务观念所取代。
赋加在身体之上的规范性措施庄以有增无减的形式，从清末延续到民国，从通都大邑延伸到城乡小镇。在学校的教化场域中，我们清楚看到这类计算、管制和常握在实践层次上的转化与渗透。这种自我凝视与监控的发展，在本章开头所讨论的“模范生”论述中，达到一个极致的发挥。与这种规训方式同时存在的是一个更为细致的赏罚体系的研议。
虽然民国时期的局势充满了大小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但在这些浮动的权力倾轧之下，却有着一股绵绵不绝地规训性力量在进行各项的身体征服工作。在这些规训力量的纵横交错下，身体与国家的关系一步一步被厘定出来，最后形成一个国家高于个人、统摄个人的权力状态。清末民初的身体有着浓厚的使命化发展趋向。身体在中国的开展不但深受外在政治局势的穿透与影响，同时在整个身体生成的过程中，就隐含了许多的政略操控与论述比拼在其中，这使得身体只能以十分政治的形式呈显在历史的脉动中。这种发展征候和争斗形势，同样也显露在身体的法权化发展中。
第三章：礼法斗争下的中国身体——法权身体的诞生
刑律与身体
在近代中国的身体发展过程里，法权的提倡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以刑律在中国的发展而言，我们可以清楚发现，它有一个从伦理法走向权利法的趋向，而其关键的转变过程就出现在大清新刑律的修订上。身体如何因为修律的发生而产生一个前所未有的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平等状态。
本文的讨论希望在宏观的面向上提供一个不同于（福柯）微观权力式的身体考察。
旧律与身体
以旧律的发展形态而言，现有的议论大都同意它基本上讲究的是一种差等对待。差等的处刑说明个人的身体不是按同等的位阶受到法律的保护。
这种以身体作为惩治对象的安排，说明身体在中国长期成为王权、父权、夫权，甚至家长权竞相争逐的场域的事实。但是必须留意的是，这些支配身体的力量并不是处在一个同等的位阶上，它们之间经常存在着可能的矛盾和冲突。
在这种诸权加身的情况下，顺服与不顺服事实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身体最终均无法逃脱被统治或被制裁的命运。
就像早期资本主义对劳动生产力的“解放”一样，这场攸关身体法权化的发展也不是以身体本身的自由作为考量，才施展出来的。它所在意的毋宁只是国家主权能否得到恢复的问题。
身体的法权化
以法权化身体的发展来说，这其中不但预设了一个理性与非理性、秩序与失序和礼教与情欲的二分，以及一个对两者可能失衡发展的焦虑，同时在它实际的开展过程中，我们也将看到，既有的身体是如何通过朝野人士的自我认知与律例的书写和诠释，而获得它所需要的生存要素。
以晚清的修律而言，它的直接出发点乃是为了要争取领事裁判权的废除。
以身体权的改变而言，1907年法律馆提出的草案至少在两方面将身体权的问题激化到极点。首先是它不再以礼教作为立法的依据。第二是量刑定罪不再因为性别、主仆、或官民的身份而有差别。
从20世纪初叶开始，身体在中国已经发生一个明显的质性变化。在法的层次上，它开始萌生一个独立于家族之外的法定地位，向一个具有独立人格概念的“人”的方向前进。
礼法之争：一场身体的从属战争
礼教派人士的反弹。
民法上的“人”与身体
宣统三年编订完成的《大清民律草案》。
身体的法权化不单牵涉诸如宪法、刑法和刑事、民事诉讼法等所谓的公法，也牵涉民法等这类所谓的私法的生成问题。新的法权化的发展并不是以一种一次革命的形式在中国完成。它是由刑律开始，然后一直维持着一个缓慢、波折甚至是多面并陈的格局，逐步扩及于宪法和民法的范围。虽然权利本位是这些法律所共有的趋向，但是这个原则却经常受到礼教或政治现实的挑战。
以一个较长的时段来观察，我们可以发现，近代中国的身体生成和政治的发展一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这种关联性甚至比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还来得具体广泛。
从晚清开始修律到1930年代国民政府颁布民法以来，身体在中国经历了一个未曾有过的急遽转变。这个为时将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使身体的归属从原有的“家属”形式，转变为以个人和国家作为主要的归属对象。身体必须依附于某种意义体系，并且受到这种意义体系的约束，身体才能超脱原始情欲的主宰，产生它所需要的社会价值。这个将人身置放于国家之下，并接受国家所统属的历史发展趋向，它的普遍性和深入性是过去所没有过的。
困扰：对乡民社会行之有年的秩序维护方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造成一个礼治不行、法治未立的困窘状态。
除了这个法权化与国家化的发展外，“世界时间”在清末时期成为主要时间支配形式，也让中国身体经历了一番前所未有的改变。
第四章：钟点时间与身体
身体与时间
按钟点而进行生活作息的安排，事实上并不只出现在工厂的劳动生活当中，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它同样也在教育领域中产生重大的影响。出现于1895年的新式陆军训练也清楚刻画钟点时间对中国身体的影响。
将时间做一个准确、等份的分段和度量，早在两千余年前的中国就已经存在。所谓的“世界时间”，所指的是那些原不属于中国，但它的强势流通程度却使得中国最后不得不加以接受的一些流行时间形式。
19世纪中：时辰——1860s：小时。
世界时间的采纳
跟随着世界史知识成长的是一种时间心态的急速转变。世界历史的发展文本化+这种再现结果与中国的国祚相联结。以当下和未来的生存竞争作为首要考量的思维，在中国原先所有的时间面上添加一个世界时间的存在，并且使后者凌驾前者，成为决定行动的主要参考架构。
除了历法的更张外，纪年的采用也显示出一种世界时间对中国时间的介人。随着这股潮流的发展，生活在时间绵延中的身体也受到这个新的时间力量的无尽穿透和影响，形成一个新的、机械性的时间身体形式。
钟点时间的兴起
相较于阳历和纪年的采用，钟点观念的采纳和应用对身体的影响程度远较前两者为高。透过钟表的发明与使用，时间可以被精准、一致地分割成相同长度的单位，超越晨昏与季节变化的束缚，而这是其他计时器无法具有的特性。
如果说劳动的金钱化计算是导致钟点概念成为一种支配性概念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形显然不只出现在资本主义统领下的欧洲社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侵入的中国社会，也同样显现类似的状态。
身体的时间化与钟点计值
1860s：身体的钟点化发展。
1860年之后的中国工业：官办、官督商办，再至私人经办为主的历程。清末的工业发展事实上是一种因应国势颓危而来的救亡反应。在工钱劳动成为一种势所必然的趋势下，钟点的掌握和计算开始有了意义与必要性。在这种密集、严格的时分制度下，身体的机械化作为变成一个难于逃脱的现实。在“时间就是金钱”这个逻辑的运作下，工钱劳动制度的出现，以及其中隐含的时间计算与效能考量，正将中国工人的身体做一个极致和非人的剥夺。工厂内的奖惩制度也构成一个将身体转变成为生产机制的重要条件。
我们可以确知，钟点时间在中国的应用并非起源于机械钟表的输入，而是起因于工业生产的需要。而这种工业生产的进行又和自强运动所欲达成的国富国强目的有着直接的关联。
世界时间对中国的侵入，已经达到一个稳定发展、所向披靡的状态。
教化性身体与时间
除了劳动场域的大量使用钟点时间外，另一个普遍采用钟点时间的场域是1903年后兴起的新式教育体系。
晚清学校教育体制的推行，基本上是通过学塾的整顿以及各级学校的建立来进行，这种发展到民国时期依旧如此。
整顿学塾活动背后所参照的学校体系是按照西方和日本教育体系所建构而成的现代学校体系。
“癸卯学制”的改变不但意味着一种钟点时间对时辰时间的凌驾，同时也意味着身体的时间化发展正迈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准境界。
第五章：游移的身体与空间的身体建构
空间与身体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格局里，身体除了经历国家化、法权化和时间化的洗炼外，还面对着许多因为空间的改变而兴起的细微变化。
空间并不是一个中立、无关权力与知识运作、堆叠的场域。（对话福柯）空间是一种权力展现于外的过程和结果，是一种知识和论述生产的结果，是一个社会生产的结果。（对话涂尔干）
相较于这种以固定的空间来作为观察身体生成的角度，甚至将空间视为是一种纪律与规训机制来看待的做法，身体的存在如何以及为何可以导致空间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与身体作为一种实践工具有何关联，则是一个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甚少被触及的课题。
以近代中国的形势而言，身体的空间化发展除了表现在各种固定空间所具有的规训监管效果外，也表现在一个游移身体所具有的空间转变能力上。物理空间——政治或社会文化空间。
借由学生运动的开展来考察一个游移的身休如何以及为何可以改变既有空间的问题，以及这种改变蕴含了什么重要的身体变化。
“示威”：身体的空间展演
近代中国的学生运动起始于清朝末年成立的新式学堂。1910年代后半期的学生运动在身体的展演上，更是显得激进和坦白。操控自己的身体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从而形成一个改造既有体制和空间的力量，在当时得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宽宏开发。中日关系的发展和其对民国政治的探切影响，是理解这个问题不可或缺的要素。
从五四，我们看到近代中国的身体正在经历一些细致的持续改变。除了国家化这个以国族的生存作为身体投射的取向在其中获得绝对的推崇与肯定外，身体所具有的改变世界能量也在各种的示威游行中持续地奔露出来。
流行于当时并且深受各地学生采行的另一种对抗方式是街头讲演的进行。
究竟这场运动为何能如“瘟疫”般，快速扩散于中国的领地上，并引起学界、商界、工界和一般市民放弃各自的利益立场，做出一致的反应？除了直接相关的原因外，学生长期以身体作为抗争的手段，以饥饿、静坐、跪哭、游行、讲演、血书和坐牢的方式，来表现己身的坚持，破坏北京政权的统制与封锁，也是导致这场运动能够吸引群众、形成重大社会压力的原因。
空间并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物理方位，它可以透过人的行动而产生急剧的改变，甚至成为教化人心与培养意识的绝佳场所。
法权与时间的空间实践
这种以游移的身体来达到救国与卫国的目的，动员群众以防止国权丧失的努力，使身体的国家化在1910和1920年代间得到一个淋漓尽致的发挥。这种磅礴、一死以之的气势，并不单单来自一股爱国的血忱。除了国家意识的高涨外，对身体应有各种自由与权利的坚持，也是导致这场运动所以喧嚣不止、广受支持的原因。
除了国家化和法权化的隐涉外，如何使整个抗议运动在日常作息上持续落实，使学生不致在罢课后变得散漫无事可做，甚至以游戏度日，也是学生运动必须严肃面对的挑战。（也要通过依钟点将身体镶嵌在特定的集体活动上解决）军国民教育的思想并没有因为新文化运动的鼓吹民主与科学，而变得散落无痕。学牛正试图以一种高度军事化和纪律化的形式，来经营管理自己的身体。
空间的挪用与身体行动
种通过身体的游移展演以及公众的凝视来达到空间的转变，甚至在这过程中树立一种身体对国家的归属，是这场运动的重要成就之一。（和勒费弗尔对话）然而，过度夸大空间的可变换性，将使我们忽略有些空间是不可转换与不容侵扰的这个事实。（以北大校园为例）
空间的可转换与不可转换的标准究竟在哪里？“大学不能作为监狱”正是空间专门化发展的一个具体事例。随着空间的不当挪用而产生的身体行动，同样也说明空间和身体并不是处在一种单一决定的面向上发展。
身体并不只受限于一些制度化场域的规约和管制，它可以因为一些客观危机的触发而变成一个变迁世界的力量。然而，在思考身体的作为时，我们也必须留意既有的社会结构对身体生成的影响，避免落入一种以本能或情欲作为惟一主宰的身体决定论的危险。
第六章：身体的去从
我们是经过什么样的历程而有今天的身体？以一个宏观和趋势的角度来观察，我们清楚看到，从19世纪末年之后，中国的身体就因为国势的急遽衰落，而被陆续赋予各种新的使命和任务。国家化身体的建构、法权化身体的开启、时间化身体的诞生和空间化身体的推展，就是四个我们可以在其间发现的身体变迁面向。这四个面向并不是处在一种全然各自独立，互不相涉的状态。且这四者之间并不是以一种同一步调实现于中国。
身体的臣属性和其所具有的窄化危险，并不只显露在政治场域中。但我们欠缺任何可见的基础可以去推估，这种臣属于国族权力体系的身体发展格局，何时可以走到尽头。
这种为了国家以及经由国家而形成的身体认知方式，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世事的变动而衰减。相反地，它正以强势的态度主导着当代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身体发展形式。种美其名为国家竞争力的意识形态发展，它的目的就是要把身体再度植入一个以国家作为单位，以全球市场作为竞争场域的发展脉络中，使身体的价值得以在其中表露无遗，使国家对身体的统属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